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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Archives: 公司法

台灣公司法2018年修正案 - 創造更便利外資的投資環境

台灣公司法在過去因為過多的管制與限制,使得外資在投資台灣公司時,常有不便之處。例如股東協議的效力是否能夠被落實法院見解不一致、董事會股東會不能採取書面決議,而必須無例外召開實體(或視訊)會議等都與國際慣例不甚相符。為了創造台灣成為適合全球投資的環境,並促進創新事業及中小企業的發展,台灣於2018年7月6日三讀通過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公告自2018年11月1日開始全面施行。本次修正放寬許多限制,賦予公司經營彈性,以下介紹幾個重要的修正要點: 本次台灣公司法修法對外資最重要重點摘要: Shareholders Agreement約定議案投票權、董監席次分配等約定,未來將受到台灣法院的肯認。 可以發行複數表決權、具有否決權、或應當選一定董監席次之特別股。 百分之百持有子公司之股份有限公司,可只留一位董事。不再強制要求3位董事、1位監察人。 外資子公司可盡速修改章程,允許董事會得以書面決議方式行使表決權。避免過去法律要求必定要開實體或視訊會議之要求。 股東會可以改為視訊會議,不再要求必定得用實體會議。 新增應定期申報股東名簿 修法各項重點介紹: 第一,刪除「授權資本未全數發行前不能增加資本」的限制,有利公司於適當時機增加資本,便利企業運作。第二,非公開發行公司得發行「無票面金額股」,有利於企業籌資,但是須注意,票面金額股與無票面金額股不得併存,且無票面金額股不得轉換為票面金額股。第三,非公開發行公司得發行有「複數表決權」或「否決權」或「得選出一定董事名額之權利」的特別股,以滿足公司籌資的多元需求。第四,非公開發行公司得以書面訂立「表決權拘束契約」及「表決權信託契約」,以保障經營團隊在公司的主導權。此次修正代表立法者全面概括肯認決權拘束契約之法律效力,包括董監事選任及特定議案內容之表決權行使。此一修正乃是回應過去台灣大多數法院均認定股東間(除閉鎖型公司外)透過股東協議限制董監投票權行使乃是無效的見解。使股東協議未來在台灣法院內能被執行。 為簡化非公開發行公司之治理結構以賦予公司營運更大的彈性。新法規定法人設立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得僅指派一名董事即可,且毋須設置監察人;其他非公開發行公司,未來也可以只設置一位董事、一位監察人,不再強制設置3名董事,得以解決過去實務上為滿足3名董事之要求而需找人掛名之不便。另外,會議的程序亦較過往更為簡化,非公開發行公司得以章程訂明以視訊會議之方式召開股東會,或以章程訂明並經全體董事同意,使當次董事會得以書面行使表決權而不實際集會。由於過往實務上迭有公司未實際進行會議卻做成書面決議,而致生刑事罪責之事例,本次新修公司法施行後,公司藉由修正章程調整會議舉行方式,除可增加公司營運的效率及節省會議成本,亦能降低法律風險。此部分修正對於大多數外資在台灣常是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而言,可以透過修改章程,降低未來台灣子公司董事會運作、登記等相關成本及法律風險。 此次亦透過修法加強並健全公司營運治理。有關保障股東權益方面,新增持有3個月以上的過半數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會之規定,不再須要請求董事會召集或經主管機關許可;修正股東會召集通知之記載要求,增加禁止臨時動議項目,以及議案主要內容之說明義務,以避免突襲之情況發生;並簡化董監事之提名程序,董事會不再有權審查候選人證明文件,解決過去公司派濫用審查機制阻礙其他候選人提名之現象。 此次修法對外國公司有較大影響的還有廢除認許制度,新法施行後外國公司於外國取得法人格後在我國即有權利能力,外國公司得直接與本國人締約承擔契約上之權利與義務。 此外,雖然中文名稱仍屬公司絕對必要之登記事項,但同時亦開放外國公司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外文名稱登記,使其外文名稱亦能受到公司名稱專用權一定之保障。目前台灣公司英文名稱登記系統,僅有經濟部國貿局的進出口廠商登記系統,該系統上登記之英文名稱沒有法律上的專用權保障。強烈建議外國公司在台子公司,應於新法生效之後,向相關登記機關登記英文名稱。 另為配合年底洗錢防制評鑑,新法刪除無記名股票並增列公司應每年定期申報或於變動後15天內申報10%以上股東、董監事及經理人之名單等指定資訊,已發行之無記名股票仍可繼續流通,惟日後持有人行使股東權時,公司應將其變更為記名式。 為鼓勵企業留住優秀人才,本次修法明訂員工酬勞可列為公司回收庫藏股之事由,且增訂非公開發行公司得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其他員工獎酬工具,例如員工認股權憑證、員工新股認購權、員工酬勞等,得於章程訂定給付對象,擴及控制公司(母公司)及從屬公司(子公司)之員工,有利於集團企業人力規劃與運用;再就「盈餘分派次數」而言,放寬公司得於章程中訂定半年或每季進行盈餘分派,且發放現金僅需由董事會決議即可,使股東能即時享受經營成果,並有助於吸引外資投資長期獲利穩定之公司。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關台灣公司法規事宜,請聯絡陳彥君律師,電子郵件為 dchen@winklerpartners.com 與陳絲倩律師,電子郵件為 cchen@winklerpartners.com。 本文章由陳彥君律師、楊博堯律師以及吳霈栩實習律師共同撰述。

博仲在六項執業領域榮獲Legal 500推薦

博仲法律事務所再度躋身2018年全球法律產業媒體《Legal 500》排名為亞太地區優秀法律服務提供者之一,推薦博仲在六項執業領域之表現,而博仲的勞僱業務也首次獲評比為最優等事務所,本所合夥人陳絲倩律師也獲評為傑出律師。《Legal 500》指出,本所協助客戶瞭解勞動基準法近來的變更,而且十分善於處理勞僱爭議。 合夥人陳慧玲律師所帶領的保險業務已連續六年獲得《Legal 500》評比為最優等事務所,該團隊尤其專長於董監事責任保險。《Legal 500》指出,陳慧玲律師「在保險訴訟及仲裁領域擁有豐富的經驗」,也提及費浩文在跨國案件中提供的協助。 本所合夥人譚璧德亦因其在智慧財產領域的卓越表現受到高度推薦,獲評為傑出律師。《Legal 500》提到,本所「在為國際知名品牌處理執行與起訴業務方面,極爲專業傑出」,更特別提到本所為蘇格蘭威士忌協會提供的服務。合夥人郭建中律師及陳絲倩律師則因其在智慧財產訴訟方面的表現而獲推薦。 《Legal 500》指出,本所在科技、媒體和電信(TMT)執業領域中的OTT及物聯網方面頗具優勢,也提及本所已協助許多跨國客戶,讓客戶順利在臺灣提供服務。 此外,在爭議解決及企業併購兩項領域,本所的表現亦獲肯定。《Legal 500》指出,本所代表國際客戶進行一系列的商業訴訟,包括執行外國判決。而由本所顧問柏禮文帶領的企業法律業務也獲評「在跨太平洋、兩岸、進出口交易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Legal 500》針對全球的法律事務所在各執業領域的表現進行排名已逾25年,主要的評比對象為向企業法務提供專業與符合企業目標之法律諮詢意見的執業團隊。您可以到這裡《Legal 500 Asia Pacific》查看最新的排名。

台灣兼益公司法制化進度現況

近來為強化企業社會責任,許多國家已以增立各種不同型態的「兼益」公司,例如:英國的社區利益公司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美國多數州採行的公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以及義大利的公益公司(Societá Benefit)。強調股東利潤最大化已非公司所追求的唯一目標,而使各種不同的社會利益目的,均能作為公司所追求的各項目標。兼益公司可被認為是營利企業與公益團體的混合體,期以同時解決公司追求利潤極大化傷害社群、環境問題及非營利組織財務困難難以為繼之問題。 台灣經濟部目前正積極推動公司法大幅修正計畫,並與民間合作於2016年2月組成公司法全盤修正修法委員會。委員會透過廣泛檢視公司法應被修正之條文,蒐集各方產業界、學界意見,針對公司法的修正提出全面性修正的意見。這次的全面性修正意見當中,包含了建議將兼益公司制度納入台灣公司法制度之中。 目前修法委員會所提出的兼益公司制度,是希望透過將兼益公司制度在公司法上明文化,建立明確的組織法制上的基礎。使有志於將一般社會目的或特定社會目的作為公司營運目標一部分的公司,可以在台灣公司法上取得兼益公司的法律地位、於名稱上使用「兼益」一詞,而使投資者、消費者、甚至社會大眾進而知悉其社會目的使命及特性。 目前修法委員會建議的草案內容,包含兼益公司應於章程中訂定「一般社會目的」作為其公司目的,並可在公司目的中,加入其他特定的社會目的(例如:提供產品或服務予有扶助必要之個人或社區、保護或回復環境、改善人類健康等)。草案也明文允許兼益公司的負責人於執行職務時,可以考量股東權益外,包含員工、消費者、公司所在地社區、環境及永續發展之事項等。未來兼益公司也可以選擇設置兼益董事或經理人,創造屬於兼益公司特色的公司治理文化。兼益公司的董事會也應該編製並揭露兼益報告。至於如何編制及揭露兼益報告之細節,草案保留予經濟部進一步研擬。惟須特別注意的是,兼益公司是以追求一般性社會目的為目標,負責人對於個別受益的個人或團體不負法律上之責任,因此受益人不得以個人的地位對負責人提告。目前草案並沒有特別針對兼益公司給予稅務上特別優惠。 大多數的學者專家基於鼓勵社會企業發展、明確於法律制度上界定非專以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公司型態,而支持將兼益公司制度明文立法。否則在欠缺明確標準之下,任何公司只要對促進社會價值有些微助益,都可宣稱自身是社會企業。容易使實際上害環境、社群的企業,披上社會企業的良善外皮。 然而反對修法的人士則認為,台灣社會企業發展目前欠缺的是實際的資源、實際企業生態系統的建立,而不是法律制度上的地位。一旦公司法將兼益公司制度明文化,就會使得台灣的社會企業發展僵固於法律的定義類型。甚至以台灣的社會背景,將可能有許多企業透過成立或轉化成兼益公司的方式,取得政府對社會企業的補助、或誆騙消費者其為推動社會目的價值的公司,而使消費者願意支付更高的價格。反而排擠真正投身社會價值目的的企業,原本可得的資源以及社會支持。 目前經濟部已將公司法修法草案意見彙整完畢,並且已發布經濟部版的最新公司法修正草案,於台灣各地舉辦數場公聽會,蒐集社會各界對於草案的意見。 在目前經濟部最新的草案版本中,並未見到兼益公司制度納入修法草案之中。該草案目前僅修正公司法第一條,將公司之目的從原本的營利,放寬至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任。經過向經濟部諮詢後得知,目前各界對於台灣公司法是否應該明文制定兼益公司仍有相當大的歧見,故經濟部目前暫時未將該制度放於草案之中。目前草案已送入行政院院會討論、審查。然而許多修法委員會的委員仍積極推動兼益公司入公司法,希望未來能夠在行政院院會或立法院討論時,成功將兼益公司制度納入台灣公司法內。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關台灣公司法規事宜,請聯絡陳慧玲律師,電子郵件為 hchen@winklerpartners.com 與陳彥君律師,電子郵件為 dchen@winklerpartners.com。

外國公司什麼時候必須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從事業務上法律行為(二)

前文我們討論了什麼是「營業」,接下來繼續討論公司法386條所稱之「業務上之法律行為」,與公司法19條之「法律行為」。 業務上之法律行為 一、實務上判斷原則 實務上,對於業務上的法律行為,必須具備下列兩個要件: 需足以發生法律關係 公司法第19條所謂「……或為其他法律行為」,係指行為人未經公司設立登記,而擅以公司名義對外從事……或著手實施客觀上足與他人發生預定法律關係之行為,方足當之(台灣高等法院86年上易字 2532刑事判決)。 須是業務上的法律行為 由第386條之規定可知,該條文已明確規定無意在我國設立分公司營業之外國公司,若欲派其代表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為「業務上之法律行為」時,可申請主管機關備案(設立辦事處)。因此,公司法第19條之所謂「其他法律行為」必須是業務上的法律行為,才受限制(高院86年上易字 2532刑事判決)。 二、業務上法律行為之例示 經濟部曾有解釋函例示說明業務上法律行為:「外國公司在台設立辦事處時,該外國公司僅須向主管機關報備其業務上之法律行為,例如:簽約、報價、議價、投標、採購等」(經濟部92.10.29經商字09202221350函,經濟部97.04.28經商字0970204508函)。因此如果凡是涉及簽約、報價、議價、投標、採購等商業行為,就一定構成「業務上法律行為」。 三、高院86年上易字 2532刑事判決 被告丁在台灣籌設F公司,預訂從事動產融資業務,並自任負責人。其明知該F公司尚未設立完成,即逕以F公司名義,印製、散發宣傳廣告,宣傳動產融資業務,該廣告傳單上並未使用「(F公司)籌備處」之字樣。 高院認為:如果行為人尚未著手實施任何客觀上足與他人發生法律關係之營業或營業以外之其他法律行為,自不能律以公司法第十九條之罪責。融資公司之業務,其性質應僅及於借貸款項收取利息,而單純散發廣告宣傳單之行為,客觀上既尚不足以與他人發生特定法律行為之效果,亦難認屬於經營業務之行為,要難執其散發宣傳單之舉止,遽而推論其確曾以該尚未設立完成之F公司的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 四、新北地院97重訴544 民事判決 在開曼群島設立之開曼F公司未在我國設立分公司,被告戊為開曼F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戊在我國出售其自己持有的開曼F公司股份予台灣人。 本件法院判決認定,被告戊在我國洽特定人認購其自己持有開曼F公司之股票,係屬該公司股東間股權轉讓行為,而既非證券交易法上之私募行為,亦非被告戊執行開曼F公司業務上之法律行為,因此應該並非公司法第19條規範限制之「業務上之法律行為」,被告戊因而並未違反公司法第19條。 參考立法理由 台灣高等法院92年上易字第2625號刑事判決,曾闡述我國公司對於外國公司若未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不得在我國營業或為業務上法律行為之規定的立法理由與必要性,其謂:「按我國公司法第七章,對外國公司定有一定之規範,其中第371條規定,外國公司非在其本國設立登記營業者,不得申請申請認許。非經認許,並辦理分公司登記者,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凡此,無非係為避免外國公司既想到我國營業獲利,又欲規避我國法律規範之不公平情事發生;蓋如不對外國公司作一些規範,則外國公司或可挾其大量之金,先進之技術,至我國大賺其錢,又可不受我國各種對公司法人所定之約束,諸如勞基法之勞工各種福利及保障規定,全民健康保險法之各種保險及稅法上之各種稅負規定等,對我國公司之競爭力而言,可謂相對的不公平,世界大多數國家,均對此有一定之規範」。新北地院102年度金簡字1號刑事判決,亦有相同之理由闡述。 參考我國法院對於公司法相關規定之立法理由與必要性之見解,或許也可以在對於在未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之外國公司,在我國可以從事什麼商業行為,提供一些判斷的參考,亦即可以思考該外國公司欲從事的商業行為,是否有涉及我國的稅務、勞動……等強制法規,或保護他人之法令等,因為實務上,法院將會考慮該商業行為是否有規避我國法令之目的,或是否會造成對我國公司競爭上的不公平,或對我國國民保護不周的結果,來論斷該外國公司的商業行為是否應落入公司法第19條,應予限制的範圍。 中國大陸公司另有適用 最後,因為我國法院對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所規範之中國(大陸)公司在我國之「業務活動」,另有不同的解釋,因此本文以上分析,原則上並不適用於中國(大陸)公司。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關台灣公司法規事宜,請聯絡陳慧玲律師,電子郵件為hchen@winklerpartners.com,或電話+886 223112345 分機555。 前文請閱: 什麼時候外國公司必須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營業(一)

外國公司什麼時候必須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營業(一)

公司法相關規定 我國公司法第371條規定:「外國公司……非經認許,並辦理分公司登記者,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同法第386條規定:「外國公司因無意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營業,未經申請認許而派其代表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為業務上之法律行為時,應……申請主管機關備案」,次處所謂的「申請主管機關備案」,亦即申請設立「辦事處」之意。因此,如果一個外國公司想要在我國境內營業,必須先在我國設立分公司;但是,若其並無意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營業,但有需要派其代表人在我國境內為業務上之法律行為時,仍應先申請在我國設立辦事處之後,才可以在我國為業務上的法律行為。 根據公司法第377條,外國公司準用公司法第19條之規定:「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違反前項規定者,行為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則,如果一個外國公司未依法在我國先設立登記分公司,就逕以該外國公司之名義在我國營業,或未依法在我國先設立辦事處,就派人在我國為業務上之法律行為時,就會違反公司法第19條,該違法行為之自然人,不僅需要自己負擔該營業或業務上法律行為之民事上法律責任,甚至還會受到刑事的罪責處分。因此,外國公司若未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就在台灣營業,或為業務上之法律行為,其後果可謂十分嚴重。然而,究竟什麼是「營業」?什麼又是「業務上的法律行為」呢? 台灣高等法院曾有判決說明:「由上開公司法第三百七十一條、第三百八十六條之規定可知,條文已明確禁止未經我國認許及辦理分公司登記之外國公司,不得在我國境內『營業』;無意在我國設立分公司『營業』之外國公司,可報明法定事項申請主管機關備案派其代表人為『業務上之法律行為』……未備案者不得設立『代表人辦事處』。對『營業』『業務上之法律行為』,已有不同層次之區隔甚明」(台灣高等法院92上易2625 刑事判決)。該高等法院之判決認為外國公司在我國可能進行的「營業」與「業務上之法律行為」,係位於兩個不同的層次的行為,「營業」係層次較高,較為繁複的商業行為,而「業務上之法律行為」只是層次較低,因為某種特定目的,偶而為之的商業行為。 以下分別就這兩個不同層次的「營業」與「業務上之法律行為」,透過台灣法院的幾個實際判決案例分析,提供外國公司在台灣進行商業行為時之參考。 營業(經營業務) 一、實務上判斷原則 觀察我國法院對於公司法第19、371、386條之相關判決,可以歸納出實務上,法院對於「營業」的定義,有以下幾個判斷因素,應綜合審酌之。 整體觀察原則 首先所謂營業,應從該商業行為之整體而觀,而不能單從契約簽約地點,做為其是否係在我國為營業行為之認定,而應該觀察其整體的商業行為,綜合判斷之。 與公司業務項目相關 所謂營業,必須與該外國公司預定經營之營業項目有關。 持續性 所謂營業,應為經常性之社會活動,並以反覆執行同種類之行為為其主要目的者而言。 固定性 營業除了要有上述繼續反覆實施追求之持續性外,並且應有固定性。而此固定性,主要應係指有固定的營業模式與場所。 僱用員工 如果外國公司在我國雇用員工,從事商業行為,顯然其進行之商業行為有一定之持續性與固定性,因此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因素。 二、台灣高等法院92上易2625 刑事判決 香港A公司在香港從事商業授權業務,被告甲為香港A公司之負責人。A公司並未在台灣設立分公司,但被告甲以香港A公司名義,在一家台灣B公司位於台北市之辦公室內辦公,並雇用員工,在台灣從事卡通人物造型之著作權授權業務,並在各類商業雜誌刊登廣告、舉辦授權造型發表會,及透過其員工推展招商業務,陸續招攬台灣廠商簽訂授權合約,並由員工負責前開台灣廠商造型樣品及圖稿轉送、售後服務及電話聯絡事宜。 雖然本件被告甲主張,香港A公司授權契約之簽約、履行義務均非在台灣進行,而係在香港或日本為之,但高等法院首先指出,所謂之營業,應從該商業行為之整體而觀,不能單從契約最後簽訂完成地點,做為其是否係在我國為營業行為之認定;高院並繼續指出「關於是否經營業務,舉凡在我國之業務接洽、討論、聯繫、議價、價金支付、匯款、售後服務等均應一體觀之」,亦即必須由各個方面整體地觀察,而不能以單一的因素來判斷。 高院判決認定,香港A公司未在台灣設立分公司,即在台灣雇用員工,員工名片地址皆與台灣B公司辦公室地址相同(顯然在台灣設有固定營業場所);而香港A公司為何要有那麼多人(員工)持香港A公司之名片對外接洽,足見其業務量頗大,且香港A公司確有在台灣招攬客戶簽訂授權合約,每年之授權金從新台幣十餘萬元至數百萬元不等之事實。因此綜合整體地觀察,一個於我國未設立分公司之外國公司,其竟可僱請那麼多人作其手足擴充活動能力,各種作業、聯繫、價金支付均是在我國完成,若只因其該等行為之簽訂契約完成地點係在香港,即謂其不是在我國營業,並無道理。因此本件高院判決認定,顯然香港A公司在我國之該等行為要屬營業無疑。 在本案中,高等法院首先樹立了整體觀察原則,繼而具體指出「舉凡在我國之業務接洽、討論、聯繫、議價、價金支付、匯款、售後服務等均應一體觀之」,可謂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參考判決。本案中,香港A公司在台灣固定使用台灣B公司之辦公室做為固定的辦公場所,又雇用台灣員工,持續反覆執行同種類香港A公司營業項目中之授權商業行為,可謂均已符合前述各項成立「營業」行為之判斷因素,因而構成營業,應該無疑。 三、台中地方法院102金訴字6 刑事判決 英商C投資暨風險管理有限公司(”英商C公司”)未在台灣辦理分公司設立登記,亦未依法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為經營期貨經理事業及其他期貨服務事業之許可。被告乙承租位於臺中市之房屋,作為英商C公司之辦公處所,並以英商C公司名義在台灣招攬客戶,從事招攬期貨交易人從事期貨交易,以接受委託書並收取佣金或手續費等方式,代客戶操作外匯保證金交易之業務,並負責提供外匯買賣之分析及諮詢。 台中地方法院認定,經營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業、期貨顧問事業或其他期貨服務事業,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並發給許可證照,始得營業(期貨交易法第82條)。英商C公司既未經金管會許可,並取得執照,被告乙即在台灣以英商C公司名義從事招攬期貨交易人從事期貨交易,違反前述期貨交易法之規定;而其未在我國設立分公司,即租賃辦公室,做為固定營業據點,從事其預訂之期貨交易事業,又係違反公司法第19條之規定。 經營期貨、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等相關事業,均須先經金管會之許可並發給證照後,方得營業(期貨交易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任何人非經稱金管會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亦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或代理募集、銷售、投資顧問境外基金之業務(境外基金管理辦法)。外國公司未設立分公司,且未經金管會許可或核准,即在我國境內從事期貨、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相關事業,或銷售境外基金……等,為目前在我國實務上,外國公司違反公司法第19條的最多案例之一種類型。 本案中,期貨與外匯保證金交易業務為英商C公司之營業項目,被告乙明知英商C公司並未在台灣設立分公司,卻以英商C公司名義在我國租賃辦公室,持續經營需要經過金管會許可核准之業務行為,其行為應該已經構成為營業,而違反公司法第19條之規定。 四、高院 104 上字1036 民事判決 香港D公司未在我國設立分公司,被告丙為香港D公司之董事,其以香港D公司計劃增資取得中國E公司之股份,而成為控股公司之理由,在我國募股,出售香港D公司增資後之股票。 台灣高等法院判決認為,首先公司法第266條以下關於增資發行新股之規定,乃對於在我國已登記公司及經認許之外國公司,申請在我國發行增資後新股時,才有適用。若是外國公司在其所屬登記國,增資後發行新股,則非上開規定所規範之對象。再者,香港D公司在我國僅係招攬台灣之投資人,投資取得其增資後在香港發行之新股,而成為香港D公司之增資股東,而並非在我國從事營業行為。 若由整體觀察原則來檢視,首先公司增資發行新股,性質上並非在經營其公司業務,因此本件香港D公司發行新股,並非營業行為;既然如此,應該無須再檢視其行為是否有持續性、固定性等因素,而即可以判斷其並非營業。 以上討論了我國法院實務上對於所謂「營業」之判斷原則,後續在外國公司什麼時候必須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從事業務上法律行為(二)乙文中,將再繼續討論實務上就「業務上法律行為」之見解。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關台灣公司法規事宜,請聯絡陳慧玲律師,電子郵件為hchen@winklerpartners.com,或電話+886 223112345 分機555。

投保中心為公司提起的代表訴訟

董事有忠實義務 董事為公司之負責人,除非法律或公司章程另有明文規定,董事會為公司業務之決策與執行機關。公司法第23條規定,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同法第214條規定,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監察人自有前項之請求日起,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前項之股東,得為公司提起訴訟,此為股東代表訴訟。 公司法規定代表訴訟門檻過高 股東提起代表訴訟時,既須有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之門檻限制,公司法亦有規定法院因被告之申請,得命起訴之股東,提供相當之擔保,再者,如因敗訴,致公司受有損害,起訴之股東,對於公司須負賠償之責,因而過去在台灣要提起股東代表訴訟,實際上是十分的困難,所以甚少見到較到此種訴訟。 根據觀察,大部分董監或其他負責人有違法行為致損害公司時,多半係透過刑事訴追來解決。但是,即使董監負責人違法行為構成刑法之背信罪,卻因為股東個人並非背信罪之直接受害人,股東無法提起背信罪之自訴或告訴,而僅能依賴檢調系統之調查與舉發,來制裁違法之董監負責人,再透過相關規定及附帶民事訴訟制度,追償違法董監負責人之不法利益。因而似乎對於鼓勵股東自發地主張權益,並未能發揮代表訴訟原定的效益。 投保中心2009年起得為公司提起代表訴訟 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並使股東代表訴訟更有效地發揮功能,以保障股東權益,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投保法)於2009年5月20日修正時增訂第10條之1 ,明定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投保中心)於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時,得在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之日起三十日內,公司不提起訴訟時,為公司提起訴訟。 投保中心提起代表訴訟之門檻較低 投保中心為公司提起代表訴訟時,除了不受前述公司法第二百十四條有關代表訴訟之股東,需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門檻,及起訴時法院得命其提出擔保等之限制外,在訴訟費用繳交上,亦有相當之優惠。投保法規定,投保中心為公司提起代表訴訟時,其訴訟標的金額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之部分,可以暫免繳裁判費。 關於投保中心的股東代表訴訟,學說上對於投保法雖規定投保中心提起的代表訴訟,不受公司法第二百十四條有關持有股份門檻之限制,但是投保中心是否至少應該具有股東之身分,才符合股東代表訴訟的當事人資格乙節,仍有學者討論認為立法規定不夠清楚。惟實務上,投保中心通常在提起訴訟前,皆至少會事先取得一股的股份,以避免爭議。 此一新法的增訂,可謂為台灣的公司治理機制與股東代表訴訟,立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因為上開相關優惠的規定,使投保中心可以在較有利的條件下,以保護監督者之角色,提起股東代表訴訟,依其所自許地「進行保障股東權益的相關措施,藉此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最終達到保護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權益,及促進證券期貨市場健全發展之目的」。在該代表訴訟制度實施將滿四年之際,關於投保中心在此領域之建樹,令人關切。 投保中心代表訴訟之案例 依據投保中心2013年3月13日發布之 101 年度業務執行績效報告,截至2012年度底,投保中心共計提起了 18 件代表訴訟。由於投保中心並未在其中心網站,如其就其提起之所有證券團體訴訟,製作維持並定期公告之「團體訴訟案件彙總表」一般地,就其提起之代表訴訟亦製作並公告相關統計表列,使得一般人對於投保中心近四年來究竟提起了哪些代表訴訟,以及該些訴訟之進度成果如何,不得而知。 若由投保中心之歷年年報觀察,其中記載投保中心曾對亨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聯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報不實案、高盛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碼斯特科技股份)之董事非常規交易案、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不利益交易案、元大京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涉嫌違反洗錢防制法及不利益交易案、亞洲化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侵占公司資產案、飛寶動能股份有限公司財報不實案、協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掏空資產案、英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挪用侵占資產案、普揚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圓方創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挪用資產案、大同公司與大同大學間不動產爭議等事件,決議提起代表訴訟。惟,在做成該些決議後,投保中心是否確有提起訴訟,或後續其如何處理,則無法由其中心網站上觀察得知。 若由公開資料中得以搜尋到的結果以觀,目前仍僅有極少數之法院案例可供參考。例如:在亞洲化學2010年對其違背義務的董監事提起請求損害賠償訴訟中,投保中心並非提起代表訴訟之當事人,而係參加該訴訟。該件訴訟經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於2012年9月28日判決亞洲化學之被告董、監事,不顧亞洲化學遭遇財務缺口困境,仍以明顯高於市場行情之價格,購買公司並無需求高達3.45億之土地,令公司負擔不必要之支出,致造成公司受有鉅大損害,應對亞洲化學負損害賠償責任(99重訴字439號判決)。本件訴訟仍在高院上訴中。 另一案件則為協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協益電子)之董事長兼總經理吳俊良,與協益電子之員工共謀設立虛擬之紙上公司,再虛構業務,使協益電子等關係企業支付款項給其虛設之公司,及依其他不法行為,侵占協益電子公司等之銀行存款資產,致協益電子之投資權益及財產受損。案經國泰世華商銀依洗錢防制法向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中心申報疑似洗錢交易,由該中心分析情資後轉由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告發本件協益電子等受損案件,訴請同署檢察官偵查起訴,並於2011年8月31日由台灣新北地方法院判決吳俊良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項之背信罪(99金重訴3號判決)。 因此,本件投保中心亦未在第一時間對於違法之董事提起代表訴訟。本件據協益電子公告之資訊顯示:投保中心係在違法董事被刑事追訴後,才提起刑事附帶民事;最後投保中心與違法之董事就附帶民事損害賠償部分,於2013年4月16日以前述刑事第一審判決認定協益電子及三家子公司所受之損害金額新台幣542,499,792元及美金23,083,853元為據,成立和解。 其他投保中心所稱已決議對公司提起代表訴訟之案件,或許因為尚在第一審審理中,故未有判決結果可供搜尋,抑或因為公司與董監負責人間已有私下處理和解之情事,因而無法得知其實際發展情形。此對於欲了解研究台灣股東代表訴訟之發展狀況,十分困難。 觀察與相關議題 根據以上的公開資料搜尋結果,目前台灣的股東代表訴訟案例似乎仍然不多,而2009年以來欲藉修改投保法加強之股東代表訴訟機制,亦尚未臻健全。 而在國外股東代表訴訟案例中,最常見被訴董監的抗辯事由之一的「商業判斷原則」(Business Judgment Rule),雖在我國其他董監被告違背公司負責人注意義務之案例中,曾被提出作為抗辯理由,法院也有過採駁之不同見解,但此原則目前尚未見在前述股東代表訴訟中,被提出來做為答辯。預期該「商業判斷原則」之適用有可能因為股東代表訴訟的發展,而在台灣更廣泛地被討論及挑戰。 再者,股東代表訴訟之依據既為公司法第23條規定,亦即係在公司之董監負責人違背忠實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而應對公司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公司自應不得就該賠償責任內容補償該違背職務之董監負責人,否則即為違法法令或善良風俗。若公司有為其董監負責人購買董監事責任保險者,董監事違背法令之行為,通常亦均屬於除外不保事項,而不在承保範圍內,而須自負其責。因此,董監負責人實需謹守誠信,克盡忠實及善良管理人義務,方為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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