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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Archives: 爭議解決

博仲在六項執業領域榮獲Legal 500推薦

博仲法律事務所再度躋身2018年全球法律產業媒體《Legal 500》排名為亞太地區優秀法律服務提供者之一,推薦博仲在六項執業領域之表現,而博仲的勞僱業務也首次獲評比為最優等事務所,本所合夥人陳絲倩律師也獲評為傑出律師。《Legal 500》指出,本所協助客戶瞭解勞動基準法近來的變更,而且十分善於處理勞僱爭議。 合夥人陳慧玲律師所帶領的保險業務已連續六年獲得《Legal 500》評比為最優等事務所,該團隊尤其專長於董監事責任保險。《Legal 500》指出,陳慧玲律師「在保險訴訟及仲裁領域擁有豐富的經驗」,也提及費浩文在跨國案件中提供的協助。 本所合夥人譚璧德亦因其在智慧財產領域的卓越表現受到高度推薦,獲評為傑出律師。《Legal 500》提到,本所「在為國際知名品牌處理執行與起訴業務方面,極爲專業傑出」,更特別提到本所為蘇格蘭威士忌協會提供的服務。合夥人郭建中律師及陳絲倩律師則因其在智慧財產訴訟方面的表現而獲推薦。 《Legal 500》指出,本所在科技、媒體和電信(TMT)執業領域中的OTT及物聯網方面頗具優勢,也提及本所已協助許多跨國客戶,讓客戶順利在臺灣提供服務。 此外,在爭議解決及企業併購兩項領域,本所的表現亦獲肯定。《Legal 500》指出,本所代表國際客戶進行一系列的商業訴訟,包括執行外國判決。而由本所顧問柏禮文帶領的企業法律業務也獲評「在跨太平洋、兩岸、進出口交易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Legal 500》針對全球的法律事務所在各執業領域的表現進行排名已逾25年,主要的評比對象為向企業法務提供專業與符合企業目標之法律諮詢意見的執業團隊。您可以到這裡《Legal 500 Asia Pacific》查看最新的排名。

博仲在五項執業領域榮獲Legal 500推薦

博仲法律事務所再度成躋身《Legal 500》推薦的亞太地區法律服務提供者之列。合夥人陳慧玲律師所帶領的保險業務已連續五年獲得《Legal 500》評比為最優等事務所,該團隊尤其專長於董監事責任保險。《Legal 500》指出,陳慧玲律師「在保險領域有豐富的經驗,曾代表積極尋求將台灣納入其大中華區業務之國際性保險公司」。 在勞僱領域方面,本所亦獲得優等評比。帶領本所勞僱業務的合夥人陳絲倩律師獲評為「代表國際性企業處理勞僱爭議的優秀律師,並在勞僱領域相關諮詢顧問實務上具有廣泛經驗」。本所合夥人譚璧德亦因其在智慧財產領域的卓越表現受到高度推薦,獲評為傑出律師。《Legal 500》提到,本所不但代表相當高比例的全球知名品牌處理其商標執行及申請業務,亦提供專利申請服務。合夥人郭建中律師則因其在智慧財產訴訟方面的表現而獲推薦。 此外,在爭議解決及企業併購兩項領域,本所的表現亦獲得肯定。《Legal 500》指出,本所代表國際客戶進行一系列的商業訴訟,包括執行外國判決,而由本所顧問柏禮文與陳慧玲律師一同帶領的企業法律業務則以對台投資及創投交易為主。 《Legal 500》針對全球的法律事務所在各執業領域進行排名已逾25年,其特別著重以向企業法務提供專業與符合企業目標之法律諮詢意見的執業團隊作為評比對象。您可以到這裡查看最新的《Legal 500 Asia Pacific》排名。

博仲共同贊助非暴力溝通及調解工作坊

博仲很榮幸能共同贊助一場於2015年10月21-22日在台北舉辦的「衝突之心」調解技巧工作坊。這場工作坊探討了如何在調解及衝突解決情況中使用非暴力溝通(NVC)技巧,由來自美國夏威夷的認證NVC訓練師Jim Manske及Jori Manske 夫婦所引導。 博仲共有十一名同仁及朋友參加這場工作坊。與本所共同贊助的單位包括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朝邦文教基金會、善牧修女會會士洪修女。

台灣最高法院重申中國判決及仲裁判斷沒有既判力

今年(2015)初最高法院作成104年度台上字第33號判決,認定中國之民事確定裁判及仲裁判斷,縱經我法院認可,亦不發生既判力,債務人仍得以該確定判決或仲裁判斷作成前之事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對於最高法院的此一見解,我們並不陌生。最高法院早在96年度台上字2531判決中,即已認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就大陸地區民事確定裁判之規範,係採「裁定認可執行制」,與外國法院或在香港、澳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採「自動承認制」,原則上不待我國法院之承認裁判,即自動發生承認之效力者未盡相同。是經我國法院裁定認可之中國民事確定裁判、仲裁判斷,應祇具有執行力,而不具有與我國法院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既判力;因而債務人自得就該同一事件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再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其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2258判決,及97年度台上字2376判決,亦均與上開判決之見解一致。 前述三個最高法院判決採取該見解之主要理由,厥在比較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與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二法律中,就相關規定使用不同之用語,而採取狹隘之文義解釋,或論理解釋中的反面解釋,所得到之結論。其論述略謂: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四條僅規定經法院裁定認可之大陸地區民事確定裁判,得為執行名義,並未明定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然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則明定港澳地區判決,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及強制執行法第四條之一對於承認外國確定判決之規定,因此認定我國法院認可之中國民事確定裁判,該執行名義僅屬強制執行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而非適用同條項第一款所稱我國「確定之終局判決」(才有既判力)可比。 最近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3號判決除了再次重申此一見解外,更進一步地採取歷史解釋,或嚴格解釋,探求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所為的價值判斷及所欲實現的目標,亦即以推知立法者的原意切入,指出先制定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立法宗旨在於「國家統一前,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而在其後制定公布之港澳條例,則特別明文規定排除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適用,顯見立法者有意將中國做成之裁判與仲裁判斷,與其他包括港澳在內之外國判決或仲裁判斷加以區別,而做不同之規範。該判決因此明言兩岸關係條例係基於兩岸之特殊關係,以及民事訴訟制度及仲裁體制之差異,為維護我法律制度,並兼顧當事人權益,而為之特別規定,對於在中國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僅明定其有執行力,而未賦予實質確定力,亦不容再援引其他法律,主張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及仲裁判斷,經我法院裁定認可者,應發生既判力。 近年來,雖有下級法院曾採取相反見解,援引民事訴訟法、仲裁法關於外國民事確定裁判、外國仲裁判斷效力之相關規定及法理,試圖改變過往的見解,賦予之中國裁判既判力,惟此一嘗試顯然又失敗了。見諸最高法院就此一致之強烈意見,舉凡在兩岸或國際商務之簽約或爭訟,若有涉及未來需要在台灣實施強制執行之情形,恐怕需要事先三思是否應該不要約定與選擇中國作為訴訟或仲裁的地,而改以在香港仲裁作為爭議解決的管道,否則,縱在中國訴訟取得了勝訴判決或仲裁判斷,卻在來台灣強制執行時,遭在中國敗訴之債務人主張中國判決與仲裁判斷無既判力,而重新提起同一訴訟,恐怕權利之伸張將曠日廢時,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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