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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仲在六項執業領域榮獲Legal 500推薦

博仲法律事務所再度躋身2018年全球法律產業媒體《Legal 500》排名為亞太地區優秀法律服務提供者之一,推薦博仲在六項執業領域之表現,而博仲的勞僱業務也首次獲評比為最優等事務所,本所合夥人陳絲倩律師也獲評為傑出律師。《Legal 500》指出,本所協助客戶瞭解勞動基準法近來的變更,而且十分善於處理勞僱爭議。 合夥人陳慧玲律師所帶領的保險業務已連續六年獲得《Legal 500》評比為最優等事務所,該團隊尤其專長於董監事責任保險。《Legal 500》指出,陳慧玲律師「在保險訴訟及仲裁領域擁有豐富的經驗」,也提及費浩文在跨國案件中提供的協助。 本所合夥人譚璧德亦因其在智慧財產領域的卓越表現受到高度推薦,獲評為傑出律師。《Legal 500》提到,本所「在為國際知名品牌處理執行與起訴業務方面,極爲專業傑出」,更特別提到本所為蘇格蘭威士忌協會提供的服務。合夥人郭建中律師及陳絲倩律師則因其在智慧財產訴訟方面的表現而獲推薦。 《Legal 500》指出,本所在科技、媒體和電信(TMT)執業領域中的OTT及物聯網方面頗具優勢,也提及本所已協助許多跨國客戶,讓客戶順利在臺灣提供服務。 此外,在爭議解決及企業併購兩項領域,本所的表現亦獲肯定。《Legal 500》指出,本所代表國際客戶進行一系列的商業訴訟,包括執行外國判決。而由本所顧問柏禮文帶領的企業法律業務也獲評「在跨太平洋、兩岸、進出口交易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Legal 500》針對全球的法律事務所在各執業領域的表現進行排名已逾25年,主要的評比對象為向企業法務提供專業與符合企業目標之法律諮詢意見的執業團隊。您可以到這裡《Legal 500 Asia Pacific》查看最新的排名。

外國公司什麼時候必須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從事業務上法律行為(二)

前文我們討論了什麼是「營業」,接下來繼續討論公司法386條所稱之「業務上之法律行為」,與公司法19條之「法律行為」。 業務上之法律行為 一、實務上判斷原則 實務上,對於業務上的法律行為,必須具備下列兩個要件: 需足以發生法律關係 公司法第19條所謂「……或為其他法律行為」,係指行為人未經公司設立登記,而擅以公司名義對外從事……或著手實施客觀上足與他人發生預定法律關係之行為,方足當之(台灣高等法院86年上易字 2532刑事判決)。 須是業務上的法律行為 由第386條之規定可知,該條文已明確規定無意在我國設立分公司營業之外國公司,若欲派其代表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為「業務上之法律行為」時,可申請主管機關備案(設立辦事處)。因此,公司法第19條之所謂「其他法律行為」必須是業務上的法律行為,才受限制(高院86年上易字 2532刑事判決)。 二、業務上法律行為之例示 經濟部曾有解釋函例示說明業務上法律行為:「外國公司在台設立辦事處時,該外國公司僅須向主管機關報備其業務上之法律行為,例如:簽約、報價、議價、投標、採購等」(經濟部92.10.29經商字09202221350函,經濟部97.04.28經商字0970204508函)。因此如果凡是涉及簽約、報價、議價、投標、採購等商業行為,就一定構成「業務上法律行為」。 三、高院86年上易字 2532刑事判決 被告丁在台灣籌設F公司,預訂從事動產融資業務,並自任負責人。其明知該F公司尚未設立完成,即逕以F公司名義,印製、散發宣傳廣告,宣傳動產融資業務,該廣告傳單上並未使用「(F公司)籌備處」之字樣。 高院認為:如果行為人尚未著手實施任何客觀上足與他人發生法律關係之營業或營業以外之其他法律行為,自不能律以公司法第十九條之罪責。融資公司之業務,其性質應僅及於借貸款項收取利息,而單純散發廣告宣傳單之行為,客觀上既尚不足以與他人發生特定法律行為之效果,亦難認屬於經營業務之行為,要難執其散發宣傳單之舉止,遽而推論其確曾以該尚未設立完成之F公司的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 四、新北地院97重訴544 民事判決 在開曼群島設立之開曼F公司未在我國設立分公司,被告戊為開曼F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被告戊在我國出售其自己持有的開曼F公司股份予台灣人。 本件法院判決認定,被告戊在我國洽特定人認購其自己持有開曼F公司之股票,係屬該公司股東間股權轉讓行為,而既非證券交易法上之私募行為,亦非被告戊執行開曼F公司業務上之法律行為,因此應該並非公司法第19條規範限制之「業務上之法律行為」,被告戊因而並未違反公司法第19條。 參考立法理由 台灣高等法院92年上易字第2625號刑事判決,曾闡述我國公司對於外國公司若未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不得在我國營業或為業務上法律行為之規定的立法理由與必要性,其謂:「按我國公司法第七章,對外國公司定有一定之規範,其中第371條規定,外國公司非在其本國設立登記營業者,不得申請申請認許。非經認許,並辦理分公司登記者,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凡此,無非係為避免外國公司既想到我國營業獲利,又欲規避我國法律規範之不公平情事發生;蓋如不對外國公司作一些規範,則外國公司或可挾其大量之金,先進之技術,至我國大賺其錢,又可不受我國各種對公司法人所定之約束,諸如勞基法之勞工各種福利及保障規定,全民健康保險法之各種保險及稅法上之各種稅負規定等,對我國公司之競爭力而言,可謂相對的不公平,世界大多數國家,均對此有一定之規範」。新北地院102年度金簡字1號刑事判決,亦有相同之理由闡述。 參考我國法院對於公司法相關規定之立法理由與必要性之見解,或許也可以在對於在未在我國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之外國公司,在我國可以從事什麼商業行為,提供一些判斷的參考,亦即可以思考該外國公司欲從事的商業行為,是否有涉及我國的稅務、勞動……等強制法規,或保護他人之法令等,因為實務上,法院將會考慮該商業行為是否有規避我國法令之目的,或是否會造成對我國公司競爭上的不公平,或對我國國民保護不周的結果,來論斷該外國公司的商業行為是否應落入公司法第19條,應予限制的範圍。 中國大陸公司另有適用 最後,因為我國法院對於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所規範之中國(大陸)公司在我國之「業務活動」,另有不同的解釋,因此本文以上分析,原則上並不適用於中國(大陸)公司。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關台灣公司法規事宜,請聯絡陳慧玲律師,電子郵件為hchen@winklerpartners.com,或電話+886 223112345 分機555。 前文請閱: 什麼時候外國公司必須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營業(一)

外國公司什麼時候必須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營業(一)

公司法相關規定 我國公司法第371條規定:「外國公司……非經認許,並辦理分公司登記者,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同法第386條規定:「外國公司因無意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營業,未經申請認許而派其代表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為業務上之法律行為時,應……申請主管機關備案」,次處所謂的「申請主管機關備案」,亦即申請設立「辦事處」之意。因此,如果一個外國公司想要在我國境內營業,必須先在我國設立分公司;但是,若其並無意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分公司營業,但有需要派其代表人在我國境內為業務上之法律行為時,仍應先申請在我國設立辦事處之後,才可以在我國為業務上的法律行為。 根據公司法第377條,外國公司準用公司法第19條之規定:「未經設立登記,不得以公司名義經營業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違反前項規定者,行為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並自負民事責任……並由主管機關禁止其使用公司名稱」。則,如果一個外國公司未依法在我國先設立登記分公司,就逕以該外國公司之名義在我國營業,或未依法在我國先設立辦事處,就派人在我國為業務上之法律行為時,就會違反公司法第19條,該違法行為之自然人,不僅需要自己負擔該營業或業務上法律行為之民事上法律責任,甚至還會受到刑事的罪責處分。因此,外國公司若未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就在台灣營業,或為業務上之法律行為,其後果可謂十分嚴重。然而,究竟什麼是「營業」?什麼又是「業務上的法律行為」呢? 台灣高等法院曾有判決說明:「由上開公司法第三百七十一條、第三百八十六條之規定可知,條文已明確禁止未經我國認許及辦理分公司登記之外國公司,不得在我國境內『營業』;無意在我國設立分公司『營業』之外國公司,可報明法定事項申請主管機關備案派其代表人為『業務上之法律行為』……未備案者不得設立『代表人辦事處』。對『營業』『業務上之法律行為』,已有不同層次之區隔甚明」(台灣高等法院92上易2625 刑事判決)。該高等法院之判決認為外國公司在我國可能進行的「營業」與「業務上之法律行為」,係位於兩個不同的層次的行為,「營業」係層次較高,較為繁複的商業行為,而「業務上之法律行為」只是層次較低,因為某種特定目的,偶而為之的商業行為。 以下分別就這兩個不同層次的「營業」與「業務上之法律行為」,透過台灣法院的幾個實際判決案例分析,提供外國公司在台灣進行商業行為時之參考。 營業(經營業務) 一、實務上判斷原則 觀察我國法院對於公司法第19、371、386條之相關判決,可以歸納出實務上,法院對於「營業」的定義,有以下幾個判斷因素,應綜合審酌之。 整體觀察原則 首先所謂營業,應從該商業行為之整體而觀,而不能單從契約簽約地點,做為其是否係在我國為營業行為之認定,而應該觀察其整體的商業行為,綜合判斷之。 與公司業務項目相關 所謂營業,必須與該外國公司預定經營之營業項目有關。 持續性 所謂營業,應為經常性之社會活動,並以反覆執行同種類之行為為其主要目的者而言。 固定性 營業除了要有上述繼續反覆實施追求之持續性外,並且應有固定性。而此固定性,主要應係指有固定的營業模式與場所。 僱用員工 如果外國公司在我國雇用員工,從事商業行為,顯然其進行之商業行為有一定之持續性與固定性,因此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因素。 二、台灣高等法院92上易2625 刑事判決 香港A公司在香港從事商業授權業務,被告甲為香港A公司之負責人。A公司並未在台灣設立分公司,但被告甲以香港A公司名義,在一家台灣B公司位於台北市之辦公室內辦公,並雇用員工,在台灣從事卡通人物造型之著作權授權業務,並在各類商業雜誌刊登廣告、舉辦授權造型發表會,及透過其員工推展招商業務,陸續招攬台灣廠商簽訂授權合約,並由員工負責前開台灣廠商造型樣品及圖稿轉送、售後服務及電話聯絡事宜。 雖然本件被告甲主張,香港A公司授權契約之簽約、履行義務均非在台灣進行,而係在香港或日本為之,但高等法院首先指出,所謂之營業,應從該商業行為之整體而觀,不能單從契約最後簽訂完成地點,做為其是否係在我國為營業行為之認定;高院並繼續指出「關於是否經營業務,舉凡在我國之業務接洽、討論、聯繫、議價、價金支付、匯款、售後服務等均應一體觀之」,亦即必須由各個方面整體地觀察,而不能以單一的因素來判斷。 高院判決認定,香港A公司未在台灣設立分公司,即在台灣雇用員工,員工名片地址皆與台灣B公司辦公室地址相同(顯然在台灣設有固定營業場所);而香港A公司為何要有那麼多人(員工)持香港A公司之名片對外接洽,足見其業務量頗大,且香港A公司確有在台灣招攬客戶簽訂授權合約,每年之授權金從新台幣十餘萬元至數百萬元不等之事實。因此綜合整體地觀察,一個於我國未設立分公司之外國公司,其竟可僱請那麼多人作其手足擴充活動能力,各種作業、聯繫、價金支付均是在我國完成,若只因其該等行為之簽訂契約完成地點係在香港,即謂其不是在我國營業,並無道理。因此本件高院判決認定,顯然香港A公司在我國之該等行為要屬營業無疑。 在本案中,高等法院首先樹立了整體觀察原則,繼而具體指出「舉凡在我國之業務接洽、討論、聯繫、議價、價金支付、匯款、售後服務等均應一體觀之」,可謂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參考判決。本案中,香港A公司在台灣固定使用台灣B公司之辦公室做為固定的辦公場所,又雇用台灣員工,持續反覆執行同種類香港A公司營業項目中之授權商業行為,可謂均已符合前述各項成立「營業」行為之判斷因素,因而構成營業,應該無疑。 三、台中地方法院102金訴字6 刑事判決 英商C投資暨風險管理有限公司(”英商C公司”)未在台灣辦理分公司設立登記,亦未依法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為經營期貨經理事業及其他期貨服務事業之許可。被告乙承租位於臺中市之房屋,作為英商C公司之辦公處所,並以英商C公司名義在台灣招攬客戶,從事招攬期貨交易人從事期貨交易,以接受委託書並收取佣金或手續費等方式,代客戶操作外匯保證金交易之業務,並負責提供外匯買賣之分析及諮詢。 台中地方法院認定,經營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業、期貨顧問事業或其他期貨服務事業,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並發給許可證照,始得營業(期貨交易法第82條)。英商C公司既未經金管會許可,並取得執照,被告乙即在台灣以英商C公司名義從事招攬期貨交易人從事期貨交易,違反前述期貨交易法之規定;而其未在我國設立分公司,即租賃辦公室,做為固定營業據點,從事其預訂之期貨交易事業,又係違反公司法第19條之規定。 經營期貨、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等相關事業,均須先經金管會之許可並發給證照後,方得營業(期貨交易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任何人非經稱金管會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亦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或代理募集、銷售、投資顧問境外基金之業務(境外基金管理辦法)。外國公司未設立分公司,且未經金管會許可或核准,即在我國境內從事期貨、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相關事業,或銷售境外基金……等,為目前在我國實務上,外國公司違反公司法第19條的最多案例之一種類型。 本案中,期貨與外匯保證金交易業務為英商C公司之營業項目,被告乙明知英商C公司並未在台灣設立分公司,卻以英商C公司名義在我國租賃辦公室,持續經營需要經過金管會許可核准之業務行為,其行為應該已經構成為營業,而違反公司法第19條之規定。 四、高院 104 上字1036 民事判決 香港D公司未在我國設立分公司,被告丙為香港D公司之董事,其以香港D公司計劃增資取得中國E公司之股份,而成為控股公司之理由,在我國募股,出售香港D公司增資後之股票。 台灣高等法院判決認為,首先公司法第266條以下關於增資發行新股之規定,乃對於在我國已登記公司及經認許之外國公司,申請在我國發行增資後新股時,才有適用。若是外國公司在其所屬登記國,增資後發行新股,則非上開規定所規範之對象。再者,香港D公司在我國僅係招攬台灣之投資人,投資取得其增資後在香港發行之新股,而成為香港D公司之增資股東,而並非在我國從事營業行為。 若由整體觀察原則來檢視,首先公司增資發行新股,性質上並非在經營其公司業務,因此本件香港D公司發行新股,並非營業行為;既然如此,應該無須再檢視其行為是否有持續性、固定性等因素,而即可以判斷其並非營業。 以上討論了我國法院實務上對於所謂「營業」之判斷原則,後續在外國公司什麼時候必須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從事業務上法律行為(二)乙文中,將再繼續討論實務上就「業務上法律行為」之見解。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關台灣公司法規事宜,請聯絡陳慧玲律師,電子郵件為hchen@winklerpartners.com,或電話+886 223112345 分機555。

金管會於個資法實施後執行情況之觀察

1995年8月1日初次公布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在2010年5月26日大幅修正,並更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後,於2012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然而,因為其中第6條規範特種資料之收集、處理、利用,與第54條原規定修法前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於新法施行後一年內完成告知,因為爭議太大,而將該二條文暫緩施行;2015年12月30日個資法終於再次修正後,而得以完整實施。 台灣之個資法並未規範單一的個資法主管機關,除了法務部負責訂定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類別,亦為解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機關之外,是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來負責個人資料保護事務之管理及裁罰。由於目前除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之外,其他主管機關尚未有公布違法個資法裁罰案件之機制,因此甚難知悉或統計其是否確有因為違反個資法之裁罰案件。金管會為金融機構之主管機關,其網站上有就其所作成裁罰案件之定期公告事項,包括違反個資法之案件,研究金管會之該些裁罰案件,可以提供我們對於金融機關牴觸個資法的態樣,及金管會就金融機構違反個資法案件的處罰態度,提供一個參考的基礎,實值得觀察。 裁罰案件數量 金管會設有四個業務局,為銀行局、證券期貨局、保險局及檢查局。由金管會之公布資料顯示,個資法自2012年實施迄今四年多之期間,金管會總共曾有16件因違反個資法之裁罰案件。其中以2016年有5件保險局對保險公司,2件銀行局對銀行,總共7件之裁罰案件,為裁罰案件數最多之一年;而2015整年度則均無任何裁罰案件,為最少的一年。其他2012、2013、2014三個年度則平均一年約為2至3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2017)迄今才3月份而已,已經有2件保險局對於保險公司違反個資法的裁罰案件發生,各是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將部分保戶保單資料不當郵寄予第三人,與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電子郵件洽詢業務相關事宜之頁面,於蒐集客戶個人資料時,違反個資法未向當事人明確告知法定應告知事項之事件。 雖然整體來說,金管會在個資法自2012年開始實施的整個過去4年多期間內,裁罰案件之總數量僅有16件,並不算多;但若觀察自2012至2015年間,違反個資法之裁罰案件總共僅有7件而已,而自2015年底修正後之個資法完整實施後的2016年度(7件),乃至2017年初迄今(2件),已經有9件裁罰案件以觀,金管會針對違反個資法的裁罰案件,顯然有增加的趨勢。此一事實究係表示金管會對於個資法的遵循事項,有加強督導查核之態度,抑或僅是金融機構違反個資法情事增多的偶然結果,不得而知。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個資法實施之前,金融機構之內控管理機制,與其他各個行業相較,一直本就是較為嚴格的,且金管會依違反內控機制而裁罰金融機構的事件,一向也是稽核較嚴格,處罰金額較高的;既然違反個資法的事實,通常也會同時違反內控管理機制,因此,至少可以說金管會是各行業之個資法主管機關中,對於個資法遵循事項,最為關切,較常祭以裁罰處分的一個。所以,可以預期金管會日後仍會對於個資法的違反案件,繼續積極稽核管理。而,金管會中又以保險局對保險公司的裁罰案件數量最多,銀行局次之,其他部門則目前尚未見有任何裁罰案件。 違反個資法態樣 綜觀金管會自2012年迄今2017年2月裁罰違法個資法的案件,金融機構違反個資法的態樣,歸納大約有以下數種。 一、個資外洩 此為目前裁罰案件中,發法生違反個資法最多見的態樣,亦即金融機構因為內控與稽核機制之設計或維護不佳,或處理業務過程失誤,導致客戶個人資料外洩。裁罰案例包括:2017年1月10日(以下指裁罰時間)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保戶通知信函寄發作業時,因電腦系統執行錯誤程式,使部分保戶保單資料不當郵寄予第三人;2016年4月11日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大安分行,受理客戶申請調閱薪資轉帳資料時,洩漏不屬該名客戶之其他客戶個人資料;及2013年8月22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辦理網路銀行業務發生疏失,使一般網路使用者得以進入瀏覽,並取得該銀行內部目錄網頁所留存之客戶資料,導致客戶個人資料外洩。 二、未經客戶同意 金融機構未經客戶同意,將客戶個人資料提供給第三人使用,也是常見的違法裁罰態樣。案例包括:2016年6月29日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未經客戶同意,將其基本資料提供予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電話行銷;2013年10月4日南山人壽業務員未經保戶書面同意,逕將客戶個人資料提供予第三人,代向保戶說明保單問題;2013年7月10日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行員未徵提客戶書面同意,逕予查詢客戶聯徵中心信用資料。 三、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作業不周全 此態樣案例包括:2016年11月16日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04年度個人資料盤點作業有未落實,致未依保存期限刪除個人資料;2016年11月11日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資訊作業,因為整體個人資料保護措施未臻周延,且欠缺有效內控機制,而被裁罰;以及2016年9月8日,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客訴人員未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未以加密處理方式,將保戶Call-in卡申請書影本郵寄至個人電子信箱。 四、未盡告知義務 個人資料法規定非公務機關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一定的事項,2017年2月14日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官網,提供客戶以電子郵件洽詢業務相關事宜之頁面,但於蒐集客戶個人資料時,並未向當事人明確告知法定應告知事項,因而受到裁罰。 五、未即時通報個資外洩事件 前述2017年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保戶通知信函寄發作業時,因電腦系統執行錯誤程式,使部分保戶保單資料不當郵寄予第三人,南山人壽除了個資外洩外,亦因其通報時程延遲,致被認定內部重大偶發事件之通報作業未臻周延,核有礙公司健全經營之虞而被裁罰。 裁罰內容 根據個資法之規定,非公務機關違反個資法,得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下同)2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此處罰標準若與違反金融機關內控相關法令之標準比較,顯然輕微許多。既然違反個資法之事實,通常均亦違反內控相關法令,金管會在裁罰違反個資法事件時,顯然多半傾向依照違反金融機關內控法令之罰則,處罰違法之金融機關,至於違反個資法之部分,幾乎多半均僅核處以限期改正而已。 目前所有裁罰案件中,金管會單純依照違反個資法而處罰的案件,僅有三件,即1) 2016年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未經客戶同意,將其基本資料提供予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電話行銷;2) 2013年南山人壽業務員未經保戶書面同意,逕將客戶個人資料提供予第三人,代向保戶說明保單問題;與3) 2013年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行員未徵得客戶書面同意,逕予查詢客戶聯徵中心信用資料之三個案件。上述違反個資法之三個公司各被處以5萬元,2萬元與5萬元之罰鍰。而此三個案件均為未經客戶同意,將客戶個人資料提供第三人使用之態樣。 其他金管會除了依違反內控相關法令之外,也兼依違反個資法處罰之案件,就違反個資法部分,金管會大多均僅處罰限期一個月內改正,較少情節較嚴重者也有核處在7日或10日內改正者;而違反內控法令的處罰部分,則一般大部分均處罰60萬元罰鍰。僅有情節較嚴重之三個案件,各為2016年保誠人壽保險未依保存期限刪除個人資料之案件,被處罰120萬元,與另外兩件個資外洩之案件,即1) 2014年國泰世華商業銀行離職員工,將客戶個人資料下載至私人外接儲存裝置案件,處罰300萬元,與2) 2013年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辦理網路銀行業務發生疏失,導致客戶個人資料外洩,被處罰400萬元。這三個案件是個資法實施以來,金管會裁罰金額最高的案件,但是這些罰鍰均不是依據違法個資法而處罰的,而是依據違反內控法令而做的處罰。甚至其中除了2016年保誠人壽保險,未依保存期限刪除個人資料乙案,有兼依違法個資法核處限期一個月內改正之裁罰外,其他兩件2014年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與2013年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2件個資外洩案件,金管會均僅依違反內控相關法令處罰而已,而並未同時依違反個資法予以任何處罰。 結語 由上述金管會自個資法實施迄今之裁罰案件的處罰數量,以及裁罰內容觀察,似乎個資法在金融機構的稽核控管上,其所能發生之效力,明顯低於金融機構之內控相關法令。例如:依據個資法能課以處罰之罰鍰金額,最高僅為50萬元而已,嚇阻效力顯然不夠。因此金管會多半選擇以違反內控機制開罰,而不依賴個資法之處罰規定,是有原因道理的。則,個資法究竟會不會只是沒有牙齒的老虎?至少在主管機關的行政裁罰部分,看起來似乎是這樣的。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關台灣資料保護或隱私權法規事宜,請聯絡陳慧玲律師,電子郵件為hchen@winklerpartners.com,或電話+886 223112345 分機555。

博仲在五項執業領域榮獲Legal 500推薦

博仲法律事務所再度成躋身《Legal 500》推薦的亞太地區法律服務提供者之列。合夥人陳慧玲律師所帶領的保險業務已連續五年獲得《Legal 500》評比為最優等事務所,該團隊尤其專長於董監事責任保險。《Legal 500》指出,陳慧玲律師「在保險領域有豐富的經驗,曾代表積極尋求將台灣納入其大中華區業務之國際性保險公司」。 在勞僱領域方面,本所亦獲得優等評比。帶領本所勞僱業務的合夥人陳絲倩律師獲評為「代表國際性企業處理勞僱爭議的優秀律師,並在勞僱領域相關諮詢顧問實務上具有廣泛經驗」。本所合夥人譚璧德亦因其在智慧財產領域的卓越表現受到高度推薦,獲評為傑出律師。《Legal 500》提到,本所不但代表相當高比例的全球知名品牌處理其商標執行及申請業務,亦提供專利申請服務。合夥人郭建中律師則因其在智慧財產訴訟方面的表現而獲推薦。 此外,在爭議解決及企業併購兩項領域,本所的表現亦獲得肯定。《Legal 500》指出,本所代表國際客戶進行一系列的商業訴訟,包括執行外國判決,而由本所顧問柏禮文與陳慧玲律師一同帶領的企業法律業務則以對台投資及創投交易為主。 《Legal 500》針對全球的法律事務所在各執業領域進行排名已逾25年,其特別著重以向企業法務提供專業與符合企業目標之法律諮詢意見的執業團隊作為評比對象。您可以到這裡查看最新的《Legal 500 Asia Pacific》排名。

2016年台灣資料保護及隱私權法規簡介

博仲法律事務所陳慧玲合夥律師及法務助理費浩文,為Thomson Reuters的Practical Law網站提供了台灣資料保護及隱私權法規簡介。 這份簡介是以問答的形式作成,方便法務人員比較台灣資料保護及隱私權法律與其自身司法轄區之差異。這份資料保護簡介涵蓋了台灣在2015年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台灣個資法」)修正內容,這項修正案在今年年初生效。 這份簡介是Practical Law全球資料保護法規指南之一部分。您可以這在這裡瀏覽其完整名單。 如果您要比較多個司法轄區之差異,您可以前往資料保護部分之各國問答集,以及隱私權部分之各國問答集。 陳慧玲律師曾撰寫過許多有關台灣資料保護立法文章,最近一次是替《Privacy Laws and Business’ International Report》介紹有關台灣個資法修正案內容。陳慧玲律師亦為Asian Privacy Scholars Network之會員。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關台灣資料保護或隱私權法規事宜,請聯絡陳慧玲律師,電子郵件為hchen@winklerpartners.com,或電話+886 223112345 分機555。

2016年個資法全面完整修正施行

陳慧玲律師 個資法修正沿革 台灣自1995年8月1日初次公布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後,在2010年5月26日第一次公布重大的修正,並更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 ”個資法” )。惟,2010年公布之個資法,卻遲至2012年10月1日才正式施行,而其中爭議甚大的兩個條款,即第6及54條規定,因行政院考慮社會各方認為該二條規定太嚴格,爭議很大,若貿然施行對民眾及社會衝擊太大,所以決定暫緩施行。其中第6條規範特種資料之收集、處理、利用,而第54條原規定修法前非由第三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應於新法施行後一年內完成告知。 2012年個資法施行之後,行政院及數位立法委員均提出包括第6及54條之個資法新修正草案,經過兩年立法程序,終於在2015年12月31日公布再修正之第6及54條,同時亦修正了其他幾個條文。此次2015年之修正重點包括:確定特種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的原則與例外,當事人同意的方式除了特種資料之外,不再侷限於書面形式,非不法意圖違法使用個資之除罪化,及放寬對新法施行前間接蒐集個資之告知期間。 2015修正的個資法,及法務部於2016年3月2日公布修正之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均經行政院指定於2016年3月15日施行。 特種資料正式施行 一、追加病歷為特種資料 在2010年修正之個資法中已經有關於特種資料之規範。當時規定之特種資料內容包括: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五類個人資料。此次2015年之新修正,除了保留原來規範的五類內容之外,又追加了”病歷”為一種特種資料。其實在2010通過的個資法中,本來就已經有將”醫療”的個人資料列為特種資料之一,但2015年修正之立法理由說明:為了避免對於病歷是否屬於醫療的特種個人資料有所爭執,決定將之明文列入第6條關於特種資料的規定之中,名列為特種資料的一種。 台灣在2015 年修正個資法之立法理由中,說明此其修正係參考歐盟2012年”一般資料保護規則”草案第9條規定(the 2012 EU Proposal for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 ((the German Federal Data Protection Act) 第13條,及奧地利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 (the Austrian Federal Act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DSG 2000) 第9條等外國立法例,肯認特種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較一般個人資料更為嚴格,須符合特定之要件,始得為之,以加強保護個人之隱私權益,因而特別參照該外國立法例,規範特種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 然而,與其稱所參考之歐盟等外國立法例相較,台灣的個資法並沒有將在該外國立法例中,規範為特種資料的種族 (racial or ethnic origin)、政治 (political opinions)、宗教思想信仰 (religious or philosophical beliefs)、工會會員資格 (trade-union membership) 等個人資料類別,列為特種資料。個資法的立法理由中說明,目前規定的特種資料的類型,係在經審酌我國國情與民眾之認知後決定,因此個資法顯然明確有意不將在歐盟等立法例中的其他類型特種資料納入,而僅認列此有關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五類個人資料為特種資料。因此,該些外國立法例中關於種族、政治、宗教思想信仰、工會會員資格等個人資料,在我國個資法中,僅屬於一般的個人資料而已。 二、原則與例外 [...]

台灣首樁被遺忘權訴訟

台灣Google被訴 施先生為多年前爆發職棒米迪亞暴龍隊打假球案之球團老闆。當年施先生因該事件被起訴詐欺等罪,雖然後來獲判無罪確定,但多年來在網路上仍能搜尋到施先生涉及假球案之資訊。施先生因此在2014年間,訴請台灣Google將與該案相關之連結及內容移除。台灣台北地方法院2015年1月間,就本案判決施先生敗訴,全案目前在據稱在上訴中。此一案件涉及目前在全球十分熱門的個人隱私權中的「被遺忘權」議題,因此受到相當矚目。(103訴2976) 可惜台北地院就本件施先生的案件,並未針對當事人是否享有「被遺忘權」之爭點予以判斷,因為法院認定被告台灣Google並非經營搜尋引擎網站 (Google Search) 之美國公司Google Inc.,而是Google集團中另一家美商Goog1e International LLC之在台分公司。而且法院亦認定在臺灣地區固可使用Google Search,然並不能推論此搜尋引擎資料之搜集及整理均在我國境內為之,自不能以在臺灣地區可使用Google搜尋引擎,推認經我國核准認許之臺灣Googel即有管理Google搜尋引擎之權能。Google搜尋引擎業務既由另一家Google Inc .經營,足見台灣Google並未管領負責Google搜尋引擎業務,因此施先生對台灣Google顯然沒有權利主張,因而駁回施先生的訴訟。 被遺忘權 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是在個人隱私權概念中的一種,亦即人們有權利要求移除有關自己不正確的,過時的,不完整,通常也是負面的的個人資訊搜尋連結。但是這個權利的實踐,可能因為與言論自由之間產生衝突,也有可能產生對網際網路內容審查的疑慮,因此有許多的爭議,且就其如何實施的許多細節仍不夠明確。 歐盟Google案 歐盟法院2014年5月在一件隱私權訴訟中判決Google 敗訴,認定當事人有權要求Google刪除與其多年前債務紀錄相關報導的搜尋連結。歐盟法院表示,歐盟法令旨在保障個人的基本隱私權利,除了在收集利用之時,應謹守一定規範外,當事人也應該擁有「被遺忘的權利」(right to be forgotten)。亦即,若以當事人身分進行搜尋,搜尋結果出現指向包含該當事人不完整、與處理目的不相關、過時的,而非因根據法律規定必須保存的個人身分資訊搜尋結果時,該當事人可向搜尋引擎公司要求刪除搜尋結果的連結。歐盟判決指出,這項判決結果將適用於所有歐盟國家。 歐盟對Google的判決不僅對所有搜尋引擎公司產生了莫大的影響,也引起個人隱私權與言論及資訊自由的保護之間,相互衝突與矛盾的討論。 一個人若有權利要求蒐尋引擎公司移除關於他個人的搜尋連結,他人就無法再透過網路的連結找到那些被刪除的結果。但是被刪除的內容不少可能與公共利益相關,例如:對政治人物的評論,非法行為的調查追蹤、醜聞的揭露,或刑事犯多年前的犯罪報導等,若是無條件地一律賦予當事人被遺忘權,則人民知的權利將被侵蝕,媒體的報導效果亦將減低;縱非無條件可以主張刪除時,應該如何評價以玆建立標準,恐怕必須綜合許多考量,權衡各種衝突的利益,才能決定。 有支持歐盟判決者指出,既然只是刪除搜尋的連結而已,而資訊及報導內容還在,那麼應該並沒有損害言論及資訊自由。但是,缺少了網路搜尋的利器,就必須透過傳統翻閱報章雜誌、付費資料庫等方式搜尋資訊,此雖非不可能,但卻費時費力,也增加許多負擔。更何況,如果在政府公開資訊及市場資料公開制度成熟良好的國家,可能影響還相對有限,但在許多尚未建立制度的國家,恐怕不利的影響將很深遠。例如:香港就有反對通過被遺忘權立法的強大聲浪,因為害怕該被遺忘權將成為政商權貴逃避媒體和鄉民監督的利器。 台灣可能立法納入被遺忘權嗎? 臺灣最早於1995公布實施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係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於1980年9月通過之管理保護個人隱私及跨國界流通個人資料之指導綱領,以及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於1981年完成保護個人資料自動化處理公約之8項原則,所制訂而成。2012年新修正實施的新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法理由中,亦再次說明其係參考上述8項原則,而實際條文均多參考歐盟之制度而訂定。在2012年新個資法實施當時,法務部曾表示,其已函請外交部代為蒐集歐盟相關草案修法進度,以掌握歐盟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的法趨勢,做為未來個資法修法的參考,更針對被遺忘權之議題積極表示,未來將視歐盟執行成效,研議將其納入下階段個資法修法內容。 而今,台灣首樁被遺忘權之訴訟發生之際,個資法尚未修法納入被遺忘權之規定。雖然現行個資法中有刪除權的規定,但該刪除權可能應解釋為僅限於該資料超越原蒐集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或期限之情形,方有適用,因此恐怕在本件訴訟並不能採為請求的權力基礎。惟本件訴訟原告之訴因為被告當事人不適格的程序問題而被駁回,法院並未做實體審理,因此無法知悉台灣法院對此一重大議題之意見,誠屬可惜。 其實,在2014年的歐盟Google一案中,原在西班牙起訴之西班牙原告,除了Google Inc. 之外,同時也告了與台灣Google地位相同之西班牙Google,歐盟法院針對相同的被告當事人適格之爭議,採取了與台灣法院截然不同的見解。歐盟法院認定雖然並未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西班牙Google 有直接從事搜尋引擎之業務,但西班牙Google既然負責在西班牙領域內,為Google負責推銷及廣告Google Search業務,此一事實已經足夠證明西班牙Google與Google集團中之Google Search業務乃緊密結合,西班牙Google 可以說是Google Search在西班牙之商業代表(commercial agent),因而認定西班牙Google亦應負責。 反觀縱然台灣Google登記之營業項目有包括資訊軟體、資料處理、電子資訊供應等項目,台灣法院並不認為有詳細調查Taiwan Google是否有實際參與經營Google Search業務之必要,僅單純因為台灣Google是集團中另一家公司之分公司,就認定台灣Google沒有從事搜尋引擎業務,亦不能推認其有經Google Inc .授權,而具有管理Google搜尋引擎之權能。這是單純對於當事人適格法律採取較嚴格的見解而已,還是因為台灣法院傾向不承認被遺忘權,而採取的態度,實不可知。台灣是否會承認被遺忘權,仍需視法院判決或未來修法是否會將之納入規範而定。

台灣最高法院重申中國判決及仲裁判斷沒有既判力

今年(2015)初最高法院作成104年度台上字第33號判決,認定中國之民事確定裁判及仲裁判斷,縱經我法院認可,亦不發生既判力,債務人仍得以該確定判決或仲裁判斷作成前之事由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對於最高法院的此一見解,我們並不陌生。最高法院早在96年度台上字2531判決中,即已認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就大陸地區民事確定裁判之規範,係採「裁定認可執行制」,與外國法院或在香港、澳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採「自動承認制」,原則上不待我國法院之承認裁判,即自動發生承認之效力者未盡相同。是經我國法院裁定認可之中國民事確定裁判、仲裁判斷,應祇具有執行力,而不具有與我國法院確定判決同一效力之既判力;因而債務人自得就該同一事件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再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其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2258判決,及97年度台上字2376判決,亦均與上開判決之見解一致。 前述三個最高法院判決採取該見解之主要理由,厥在比較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與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二法律中,就相關規定使用不同之用語,而採取狹隘之文義解釋,或論理解釋中的反面解釋,所得到之結論。其論述略謂: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四條僅規定經法院裁定認可之大陸地區民事確定裁判,得為執行名義,並未明定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然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則明定港澳地區判決,準用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二條及強制執行法第四條之一對於承認外國確定判決之規定,因此認定我國法院認可之中國民事確定裁判,該執行名義僅屬強制執行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而非適用同條項第一款所稱我國「確定之終局判決」(才有既判力)可比。 最近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3號判決除了再次重申此一見解外,更進一步地採取歷史解釋,或嚴格解釋,探求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所為的價值判斷及所欲實現的目標,亦即以推知立法者的原意切入,指出先制定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立法宗旨在於「國家統一前,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而在其後制定公布之港澳條例,則特別明文規定排除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適用,顯見立法者有意將中國做成之裁判與仲裁判斷,與其他包括港澳在內之外國判決或仲裁判斷加以區別,而做不同之規範。該判決因此明言兩岸關係條例係基於兩岸之特殊關係,以及民事訴訟制度及仲裁體制之差異,為維護我法律制度,並兼顧當事人權益,而為之特別規定,對於在中國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僅明定其有執行力,而未賦予實質確定力,亦不容再援引其他法律,主張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及仲裁判斷,經我法院裁定認可者,應發生既判力。 近年來,雖有下級法院曾採取相反見解,援引民事訴訟法、仲裁法關於外國民事確定裁判、外國仲裁判斷效力之相關規定及法理,試圖改變過往的見解,賦予之中國裁判既判力,惟此一嘗試顯然又失敗了。見諸最高法院就此一致之強烈意見,舉凡在兩岸或國際商務之簽約或爭訟,若有涉及未來需要在台灣實施強制執行之情形,恐怕需要事先三思是否應該不要約定與選擇中國作為訴訟或仲裁的地,而改以在香港仲裁作為爭議解決的管道,否則,縱在中國訴訟取得了勝訴判決或仲裁判斷,卻在來台灣強制執行時,遭在中國敗訴之債務人主張中國判決與仲裁判斷無既判力,而重新提起同一訴訟,恐怕權利之伸張將曠日廢時,遙遙無期。

博仲榮獲Legal 500 Asia Pacific保險領域最優等事務所

博仲法律事務所連續第三年榮獲《亞太法律服務評鑑五百強》(Legal 500 Asia Pacific)推薦為保險領域之最優等事務所。在合夥人陳慧玲律師帶領下,本所主要保險業務領域包括再保險、董監事責任保險等,並專長於保險爭議事件之仲裁。《Legal 500》裡說明本所特別擅長董監事責任保險,並提及本所最近曾就一間上市公司董事內線交易案之董監事責任保險,提供承保範圍分析與合理辯護費用審酌之法律諮詢。 由本所合夥人譚璧德帶領的智慧財產業務,橫跨各行各業全球知名品牌,受到高度推薦。合夥人郭建中律師因表現傑出及贏得許多有利判決,而受到肯定。合夥人陳絲倩律師因辦理智慧財產權相關訴訟及執行案件而受推薦。 《Legal 500》替全世界法律事務所進行排名,至今已邁入第27年了,其主要是以向企業提供專業與符合企業目標之法律諮詢意見的各執業領域團隊作評比對象。您可以到這裡查看最新的《Legal 500 Asia Pacific》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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